苗洪:杭州公交车试行“三语报站”,都是作家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地方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7-13
摘要:新闻背景:近日,杭州814路公交车试行“三语报站”——在原来普通话、英语的基础上加上由当地电视台一档方言节目主持人播报的“杭州话”报站。公交车使用方言报

新闻背景:近日,杭州814路公交车试行“三语报站”——在原来普通话、英语的基础上加上由当地电视台一档方言节目主持人播报的“杭州话”报站。公交车使用方言报站,在许多城市已实行多年,如上海、广州、深圳、苏州等。不过,杭州公交车试行方言报站,还是引发不少网友讨论。有人认为,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报站是一种倒退,完全没有必要;也有人认为方言会让你记住根,方言报站可以弘扬地域文化;还有人认为,方言会加深地域歧视,区分外地人本地人,增加矛盾。

《一》方言报站本是便民服务,而在此被延伸为方言保护等宏大背景。对此杨亚东毫不犹豫的指出,试行方言报站是保护方言的一种尝试——“方言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地域文化的纽带。当前城市发展越迅速,方言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严重。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方言会让你记住自己的根,公交车方言报站是保护方言有意义的尝试。”

徐林生在发表于红网上的《讨论方言报站,何必手拿“放大镜”说事》一文中则认为,没有必要让方言报站承载太多争论和意义,方言报站的最大作用就只是便民而已——“问题在于,在公交车上增加方言报站,真能承载如此宏大的意义吗?依我看是人们手中‘放大镜’放大的结果,即任意拔高、过度解读所致。事实上,在公交车加方言报站,最大的作用就是便民,特别是方便中老年本地人出行,因为毕竟老街坊们平日讲本地话多,方言报站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听清楚到站与否,也可令他们平添几分亲切感。”

“据介绍,814路公交车途经中山中路、开元路等老街区,乘客多是本地人。民生无小事,出台人性化措施,方便老街坊们出行,在公交车增加方言报站,是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具体表现,这理由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扯上增强文化自信之类‘高大上’的理由?”

《二》除此而外,方言报站还被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易之则从更深远的层面指出,语言关涉着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承担的社会角色有无“异化”才是最值得关切的——

“但语言从来不只是说话方式的问题,更关涉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语言成了自我确证最为清晰、直观的标记。同时,语言也成为划分你我、形成共同体最便捷的方式。这也是类似新闻容易引发争论、一些城市在使用方言方面有所审慎的原因。在人口流动日益自由的现代社会,面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治理方向,对方言过分推崇,倘若导致群体意识区隔,未免就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了。”

“所以,对待方言的态度究竟如何,方言承担怎样的社会角色更值得关注。倘若方言只是增加地区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那么无可厚非。如果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标签,这种身份认同甚至成了争夺公共资源的话语模式,就值得警惕了。在这个时候,方言就是城市文化环境不够健康的指标,指向着某种治理问题。”

《三》其实对于要不要采取方言报站,在杭州早已争论多年,在2015年5月就有相关报道。直到今年,在弘扬地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的提案下,814路公交车开始试行方言报站。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深圳,广州、苏州、福州等地的公共交通系统都有方言报站。而在湖北武汉,由于众口难调,武汉话报站试行两年仍未能推广。

语言学家刘半农曾说过,方言是一种“地域的神味”。方言承载着一个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和风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更有价值意义。在长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随着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普通话被更广泛地应用与推广,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杭州试行公交报站虽然有便民的考虑,背后却是希望保存这份乡音,保存乡音背后独有的地域文化。

虽然公交方言报站试推行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但方言身份识别可能带来的身份隔离与歧视,则容易触动一些人敏感的神经。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此次的杭州。

不可否认,经济越发达越能带动本地人话语权。经济发达的城市,很多人都以“本地人”为骄傲,希望让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本地方言、本地习俗主导一个地区的话语权。如果这个时候方言成为一种身份区隔,自然就变成了一些群体介入这种公共话题的切入口。出身论试图用简单粗糙的方式,来解答复杂的治理问题,方言也就变成了这个大议题下面的子命题。

《四》所以说,报站用不用方言是小事,但是这种话题呈现何种方式的讨论,延伸出怎样的公共舆论,则很有关注的必要。方言,倘若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表征,自然可行;倘若方言变成了城市居民刻意砌起的墙,用以划分彼此,形成对立,就需要更加审慎了。

早在2009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中,一位外地听众因为抱怨上海人总说方言,遭到了本地主持人毫不掩饰的怒怼——“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随后这场因“方言”引发的对骂战,无形之中,成为了划分“本地人”和“外地人”而砌起的墙。“外地人”觉得,“本地人”不欢迎自己,“本地人”觉得“外地人”不喜欢我们的“方言”,不融入我们的文化。此时的“方言”俨然让“多元平等”变成了“二元对立”,在群体之中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因此,保护方言虽然重要,但是保护何种“方言”更为必要。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的方言”和“方言文化”并非同一个意思。“方言文化”更像是一种方言隔离,用语言不同来划分“本地人”和“外地人”,造成身份区隔和高低比较。而“作为文化的方言”能够摒弃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方言只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不同不等于身份不同,不歧视背后说方言的人,这或许才是正确的保护“方言”的态度。

《五》综观以上几个方面由方言报站引出的种种话题,归根结底,实际上都是中国作家惹的祸。特别是在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文化意义的寻根波及到文学领域之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文学创作及文学艺术的寻根浪潮。而这个所谓文学寻根浪潮显示出极不理性甚至是非常荒谬的特征及实质。他们把乡村某些落后,丑陋的一面当成崇拜中国乡村的文明痕迹或唯一标志。在他们看来,一声爹就是比一声爸爸亲切的状态。而实际上,这种叫爹的习惯,并不是本土性特别强度的称呼,实际上在香港及东南亚一带,爹是最广泛的伦理称呼。

再后来,有位中国所谓的著名作家(出于隐私需要而隐藏其姓名或文中所提及的作品名称),竟然把精神病患者梦癔般含糊不清的或者说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的啊啊之类的语言,竟然被提升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乡村文化符号加以赞美。而相应的在某些文学评论员那里,还专门在某论坛召开了所谓的作品研讨会。专门对这个精神病患者的语言进行广泛的甚至是语言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再后来,更有甚者,将方言写作的价值提升为非物质遗产的高度来烘托方言的所谓价值。而实际上,至于方言文学创作是否就是真正的文学语言,谁也无法证明。实际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明白是最大众化的需求。

责任编辑:地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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